白崇禧，这位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，在国共两党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殊死较量里，对红军的态度演绎了一出精彩的“变脸”戏码。他曾是“四一二”清党中，坚定支持蒋中正的急先锋，对共产党人毫不留情。
然而，若干年后，他却在红军长征途中为其“网开一面”，甚至在抗战中与中共将领并肩作战，互相赞誉。这种前后矛盾的行动，难道仅仅是复杂个性的体现？
抑或是，他眼中那支时而“洪水猛兽”、时而“抗日劲旅”的红军，其实只是一面映照他自身权力天平的镜子，一个不断调整的政治砝码？
本文将探究，红军对白崇禧而言，并非单纯的敌人或朋友。他们更像是一枚动态的“政治砝码”，白崇禧对红军态度的每一次转变，都精确地对应着他与蒋中正权力天平的每一次倾斜。
北伐路上：共同的“清理”目标
时间回溯到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，湖南、湖北等地战火正炽。白崇禧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，在此役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和指挥艺术。
他麾下的桂系军队，在战场上势如破竹，接连击败了吴佩孚、孙传芳的部队，其战功赫赫，声名鹊起。一时间，“小诸葛”的称号不胫而走，白崇禧的威望达到了顶峰。
正当北伐胜利在望，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。在1927年“四一二政变”前夕，蒋中正对于是否要对党内共产党势力进行“清党”，内心充满犹豫与挣扎。
关键时刻，正是白崇禧的坚定表态，彻底打消了蒋中正的顾虑。他明确指出，即便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，北伐的胜利依然可以实现。
当时的桂系，正处于势力扩张的黄金期，需要紧密依附国民党中央的旗帜，以合法化并巩固其地盘与影响力。清除党内的共产党势力，与白崇禧及蒋中正双方的共同利益高度契合。
红军的存在，彼时被视为国民党统一政权的潜在威胁。因此，白崇禧的反共立场显得异常坚决和彻底，他视中共为自身权力扩张道路上必须铲除的“绊脚石”。
白崇禧的这一立场，不仅是对蒋中正决策的强力助推，更是他维护自身派系利益、确保在国民党体系内地位的关键一步。这种初期“蜜月期”的反共，是出于对统一权力基础的共同需求。
割据时期：红军化作挡箭牌
然而，盟友关系很快走向破裂。历史的车轮驶入1929年至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时期，中国多地陷入无休止的内战。蒋中正开始大刀阔斧地“削藩”，试图收拢地方军阀的权力。
这一举动直接引爆了以蒋桂战争（1929年）和中原大战（1930年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规模武装冲突。昔日的盟友，白崇禧与蒋中正，迅速反目成仇，转变为主要的军事对手。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共红军开始在井冈山、赣南等地区建立根据地，力量虽相对弱小，但其活动范围恰好深入蒋中正的势力腹地，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变数。
到了1934年，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遭遇重大失利，被迫启动了漫漫长征。他们的突围路线，特别是临近广西边境的区域，引起了蒋中正的高度关注。
蒋中正随即命令白崇禧出兵，意图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。然而，白崇禧并未完全遵从蒋的指令，他的策略带着明显的“阳奉阴违”色彩。
白崇禧将核心策略定为“守卫广西”，而非全力追剿红军。他将桂系重兵主要部署在广西的北部防线，其真实意图是阻止蒋中正的中央军，而非红军，趁机深入广西境内。
他担心蒋中正会借追剿红军之名，行渗透和控制广西之实，将红军这股“祸水”引向桂系腹地。这种部署客观上为红军在湘江战役后成功突围，留下了一条相对安全的通道。
在此期间，白崇禧的部属甚至与红军方面有过私下接触，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这种“默契放行”，是纯粹的政治算计。
对白崇禧而言，红军的存在此时具有“一石三鸟”的战略价值：它能有效消耗蒋中正的兵力；阻止蒋的中央军势力深入华南；更为自己争取到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。
正是在这段近距离观察与政治博弈中，白崇禧开始重新审视并评估红军的真实战斗力。他对中共的态度，也从最初的坚决反共，转变为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、可以间接利用的态度。
抗战烽火：共赴国难的合作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民族危亡的最高政治正确迫使国共两党再度合作，建立起统一战线。这一次，红军摇身一变，成为白崇禧眼中的“同盟军”。
时间转到1938年，在桂林，白崇禧与朱德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。这次会面不仅是国共合作的象征，也为双方后续的协同作战奠定了基础。
白崇禧率领桂系军队积极投身于正面战场，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，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，也巩固了白崇禧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。
在抗战期间，桂系军队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有过多次合作。例如，在1939年的桂南会战和1940年的百色会战等战役中，双方曾协同作战。
民族大义面前，白崇禧选择与红军合作，这不仅是响应统一战线的政策，更是保住其广西大后方根基的必要条件。与红军合作能最大化抗日力量，从而维护自身派系的生存。
白崇禧开始高度评价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民众纪律。他认为红军“信仰坚定、意志顽强”，并对毛泽东、朱德、林彪等人的军事才能表示赞赏。
抗战时期，他对红军的评价进一步提升。他赞扬红军“作战力高，凝聚力高，对待百姓好”，认为他们是可靠的抗日力量。这种合作是基于民族大义和现实需要的统一。
然而，这种合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维护桂系自身利益的立场。一旦民族危机解除，派系间的旧有矛盾和权力考量，依然会重新浮现。
棋局终散：砝码失效的悲歌
时间进入1945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。昔日的同盟关系瓦解，国共再度兵戎相见，白崇禧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，在战略决策上与蒋中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
他试图再次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于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，然而，这一次，作为“砝码”的解放军已经成长为足以颠覆整个棋盘的强大力量。
在东北战场督战时，白崇禧提出的军事建议并未被蒋中正采纳，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在东北战局上的失利。他个人的战略眼光，在这种不被信任的环境下无法施展。
而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，为保存桂系集团的实力，白崇禧拒绝了蒋中正的调令，选择了“坐山观虎斗”。他希望通过保存实力，在未来乱局中保有筹码。
这一举动，是他军阀思维的最后一次豪赌。他高估了自己作为“砝码”的重量，也低估了解放军的决心和实力。他试图在长江南北“划江而治”，最终也只是一个未能实现的幻想。
最终，白崇禧所做的一切——无论是早年的反共，中期的容共，还是抗战时期的联共——都未能挽救其桂系主力在华中和华南地区被解放军消灭的命运。
他本人最终退居台湾。抵达台湾后，白崇禧长期处于蒋中正的严密监视之下，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实权，晚景凄凉。
白崇禧的悲剧，正是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命运的缩影。他们或许能在一时之乱世中纵横捭阖，但其视野和格局终究受限于派系利益。
他们可以将任何力量视为博弈的棋子，却最终无法理解也无法阻挡真正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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